4月15日，由本报记者、市老促会工作人员、市红色文化研究专家组成的探寻焦作红色文化采访小组走进孟州，来到孟州黄河滩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堤北头村。95年前，临近农历春节，由此发起的焦作农民的第一次抗捐运动，被誉为太行山下“第一声惊雷”。 惊雷一声，万物震动，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 焦作青年上海发声：不革命行吗？ 说起孟州农民抗捐运动，就要先讲领头人——刘锡五。 刘锡五，原名刘荣福，生于孟州市会昌街道堤北头村。1923年，19岁的刘锡五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并担任上海大学党支部干事。而此前，他刚刚在开封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 此时的上海是中国学生运动、工人革命运动的重心。来到这里，刘锡五仿若融入大海的一滴水。1924年8月，他经武胡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武胡景，本名武怀让，孟州籍，他是刘锡五表哥，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者之一。 1925年5月，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影响全国。身处风暴核心的刘锡五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参加了此次运动，后被巡捕房关押。可这更加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信心，当年10月，其在上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0月，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起义失败后，他旗帜鲜明地在《国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不革命行吗？》，他在文章中说：“同胞们，你们要觉得处在军阀势力压迫之下，想去偷生生活，安闲度日，是等于痴人说梦，万办不到事情。就这苛捐杂税，暴征横敛，已经剥削得我们夫妻离散，无家可归，并且时时刻刻还有性命之虞，头颅之忧呀！” 《不革命行吗？》在当时的上海影响很大，也将刘锡五推向了风口浪尖。这篇文章同样影响到了刘锡五的父亲。因担心儿子安全，临近1927年春节时，他亲赴上海把儿子“抓”了回来。 这一“抓”，促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焦作首次农民抗捐运动。 刘锡五热血回乡：领导三千农民抗捐 1927年1月26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刘锡五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离家时，他还是热血少年。归家时，他已是经过革命浪潮洗礼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听乡亲们说，军阀吴佩孚的一个团开进了孟州，就地搜刮民财，筹集款项，在原本繁重的苛捐杂税的基础上又加派了20万银元，按地亩摊派，限农历年前拿出，否则即被视为“赤化分子”，抓进监狱。 这时，先期从北京返乡的马启明、马维俊、阎慎久等进步学生也对此事不满，正在酝酿向县长请愿，要求缓交捐款。刘锡五说服他们，指出“请愿”不会成功。他提出，到农民中去，组织农民抗捐。 此时，刘锡五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党党员，这是他在上海时根据工作要求加入的。利用这一身份，他立即成立了秘密的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来领导此次运动。1927年1月28日，刘锡五带领进步学生在孟州市大定街道庙底村讨论了抗捐斗争的具体方法。会后，他们迅速组织100多名学生，分头串连，发动群众。 1927年1月29日，孟州农民抗捐斗争正式打响。3000多名农民集结庙底村大庙。高台上，刘锡五激情发言。高台下，长期受压迫的农民热血沸腾。当日10时，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冲向县城。时任县长的阮藩侪听到消息，慌了手脚，当即与驻军团长刘吉瑞商议，紧闭城门。刘锡五代表大家坚定表态：“代表与农民必须一起进城，请转告县长，如有意外，杀我刘锡五的头！”随之，3000多名农民齐声呐喊。阮藩侪与刘吉瑞见势不妙，只好敞开城门。当日11时，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军阀”“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软饭菜（阮藩侪名字的谐音）”等口号，直奔县政府。这时，活跃在孟州西半县的红枪会，也手持长矛由城西门而入。最终，迫使阮藩侪答应条件。刘锡五当场宣布：“阮县长答应20万元捐款由全县大户拿，请大家回去吧。”至此，孟州农民抗捐运动取得了胜利，农民欢呼雀跃。 再见刘锡五 1927年年关刚过，刘锡五就回到了上海。这一走，许多老乡再见他已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刘锡五曾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等职。 1950年，18岁的李治莲嫁入刘家，这时她见到了已多年没有回家的伯父刘锡五。据她和刘锡五的堂侄刘载宇回忆：“那时的刘锡五中等身材，微胖，穿着灰色的粗布衣，一点都不像大干部。来家的时候没地方住，他就在地上铺张席子睡。” 今年已经98岁的刘贞芝回忆：“那年，他是赶着大马车进村的。县里要派人照顾，他都回绝了。来家后，他挨家挨户与老乡们聊天，还能叫出许多人的名字。” |
